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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口吾言 之 荷式杂菜汤
这个故事里的人就生活在荷兰，他或许只是与你我在街头擦身而过的一位路人。 他只有一方小小的天地，床铺之下，堆积著行李。 他害怕警察和税务局的人。 他过著平整的日子，却总能堆出深厚的心事。 他是铮铮男子汉，也想娶个温柔美娇娘。 他做著真挚的梦，想回家！要回家！ 他像一株寂寞蒲公英，从一处飘向另一处，再一处。 他是失落的，是愁苦的，是哀怨的，是孤绝的。 他像是呆在罐头的汤，若不被开启，没人知道内里的滋味，没人知道他是流动的，是澎湃的，是叫嚣的。 他是我遇上的一个人，他告诉我他的故事，而那个过程于我就像采购了一些食材，然后烹煮熬炖，成就美味，以温暖我的胃。 我感谢他！他让我懂得人世之轻，真情的可贵。 ***
对一个漂泊的人来说，结婚是让他停下来最温暖的一个理由。 不久前传出婚讯的阿江给我来了电话，他说他的“老婆”跟人跑了。 我们约在鹿特丹的一家咖啡室，他终于答应接受我的采访，也许那个过程对他来说是一场残酷的受刑礼，我去的时候，带著一些谢意，更带著一些歉意。 阿江来荷兰整八年了，来时路走的不是正道，办了商务签证来了荷兰，出了机场把护照一撕，就黑在这里了，这一呆就是八年，再没回过故里。 像很多人一样，他去报了难民，像很多人一样，他希望能越过法律，安然地留在这里生活。但事实却是他成了一名黑户。 “黑户”并不黑，因为他终日呆在餐馆的厨房里，很少见到阳光。我见他的第一面，觉得他很白，苍白的，像是一座雕塑，因为他很少笑，而笑的时候有些僵硬，他说他不爱笑，但常常哭，在夜里，在四下无人的时候。 在听到从他口里说出的如此脆弱的句子时，我很惊讶，一个二十九岁的男人，常常在夜里哭？那是多么悲壮的一件事儿，我报以一个理解的微笑，没再说什么了。 他喝了一口咖啡，沉默了一会儿，他的咖啡没加糖，那是他来荷兰后养成了的习惯，他说咖啡真苦，可是他讨厌甜味。 他开始说起了自己故事。 阿江是温州郊区人，上有两老，一兄一妹。少时家里很有钱，是当地的“名门”，高三那年阿江的爸做生意亏了一笔钱，他的哥哥性格偏执，小时不服管教，再大些又和不良少年厮混，后来又吸上了白粉，加剧了家里的散财。 阿江１９岁，家里欠债已达一百多万，阿江家可谓风雨飘摇，阿江的母亲几欲自杀。 阿江有一位亲戚早年去了荷兰，现在已经是一家中餐馆的老板，欧洲的华侨在十年前的温州人民眼里可谓是金贵非常的，出国俨然是一条“康庄大道”，所以那几乎成了阿江唯一的出路。 据说在他所居住的那个小镇，乡亲邻里都会愿意借钱给你出国，却不会借钱让你去考大学，那大概是“侨乡”的一项特质吧，阿江终于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出国了。 在他亲戚的安排下他来了荷兰，提著很少的行李，背著很多的责任走进了餐馆的厨房，他最初的工种是“炒饭面”兼洗厕所，他很卖力地干，亲戚说，好好干，还了债，娶老婆！ 起初，他的工资非常低，过了几个月摸到了门道，亲戚把他转去做“油锅”师傅，工资也涨了好几百荷兰盾，他挺知足的，把工资存在亲戚那里，并托他定期给家里汇钱。 他觉得未来还是澄明的。 过不多久，他去报了难民，在荷兰，若没有身份，那可谓是举步为坚，到小店买包烟，都像小偷似的，阿江说。 可是那时候荷兰的移民政策已经收紧，所以直到今日他都一直没如愿拿到合法居留权。 几年后，他从亲戚家转到另一家中餐馆，干起来“大师傅”，工资涨了他满意的数额，他省吃俭用，家里的债务已经平去了一大半。他开始考虑谈个女朋友。 “我妈妈说我虚岁都快３０了，一直催！”他特别说明了一下，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搔了搔头。 他在荷兰谈的第一个女朋友是他餐馆的同事，叫阿真，模样不错，个子不高，所以有个外号叫“美人截”：美人就一截。阿真也是没有合法居留权的“黑人”。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很相爱，阿江为了方便两人共聚，特地在外面租了一个单间，平日休息的时候，两人就一起回去。 “我休息天都会给她煮她喜欢的吃的东西，我觉得很幸福！”他说，似在回味当日的甜蜜。 在两人相恋的第二年，两人订了婚，虽然在荷兰没举行任何的仪式，但是在温州当地阿江的父母已经按照乡间的“规矩”给阿真家送去彩礼物品。 不久阿真提出与人假结婚，先给自己办了合法的身份，再离婚，然后和阿江结婚，如此阿江也可以走出“黑户”。 阿江应允，并拿出一万欧元给她付了假结婚的定钱。 ２００６年年初阿真回过办手续，一去便是八个月，八个月后她回来了，有了合法的居留，可带来了一个让阿江崩溃的消息：她恋上了别人。 她要分手！决绝的，没有一丝回旋的余地。 阿江没有哀求，他似乎已经从阿真的眼神中看到了结局，白天他继续在厨房里忙活，晚上躲在黑暗里买醉。 “我喝了很多酒，从天黑喝到天亮，觉得我的人生完蛋了。”他回忆起当日的自虐。 没有钱，没有居留，没有老婆，他当时觉得人生中没有一项能握得住，能温暖自己的东西，他甚至想寻死。 但当他看著自己的双手，那双被热油烫出无数水泡，被利刀划出许多伤口的手，他似乎觉得拿别的罪恶去残害自己是多么的愚蠢的做法。 经历了几个月醉生梦死，他终于找回了一部分的信心。 “为什么阿真要离开你？”我战战兢兢地问他，我知道那也许是我不能进入的雷区。 “因为我妹妹。”阿江说。 阿江妹妹在五岁那年从楼道上滚了下来，脑部受创，并影响到了智力，现在她已经是个二十好几的大姑娘了，阿江的母亲把她许了人家，她丈夫虽是个智力正常的男子，但是家里十分困顿，后来两家协议让男方入赘了。 “因为我要养妹妹，要养她的丈夫，还有她将要出世的孩子。我爸爸妈妈没有工作能力，他丈夫是个老实人，月工资人民币八百块，他们无法照顾自己。” 阿真在回国后去拜访了他家，并看到他妹妹，随后对阿江渐失爱意，同时又邂逅了一个与自己适龄的男子，并违背了誓言。 “我没怪她，我曾经和她说过家里的事，她说不介意，但是当她亲眼所见时，她还是介意，因为她是个凡人。”阿江似乎已经释然了，他淡淡地说了这一句。 不久前，阿江经人介绍又认识了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小时候移民来荷兰，家里是经营餐馆的，她并没有嫌弃阿江是黑户，且十分欣赏他认真负责对待工作的态度。 在他们交往的初期，阿江主动暴露了自己的背景和历史，关于背负的债务，关于妹妹，关于阿真。 结果那个女孩子，望而却步了。 “我不可能丢弃我的父母，我的妹妹，我的良心。”阿江说，而他话中的深意我已经明了了，他再没有对那个女孩解说什么。 他为了“老家”而失去了“新家”。 一直以来他以欧元兑换人民币，自己省吃俭用去成就家人的衣食无忧，现在他又用自己的孤独兑换了妹妹的幸福，他觉得值得。 我们道别的时候，我对他说：“祝你身体健康！” “也要祝我思想健康！”他呵呵地笑了。 是啊！思想也要健康的！永远相信爱，永远相信爱的力量，永远都不要负气地伤害自己和关心自己的人，永远都不要觉得自己背负了太多，永远都知道感恩和宽容。 这些都是阿江教会我的。 我看著阿江离去，他手里提著一个V&D的袋子，里面装著几件小衣服，那是他给他妹妹未出世的宝宝买的。 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我想会有一些秋风钻进他的衣袖，我相信在某一段路途中，他一定能遇上一个好心的姑娘，她会陪他翻山越险，抵达人生的极乐。
给熙少的信 2
亲爱的宝宝，昨天是你的生日，在说生日快乐之前，我得先说对不起。 我没能参加你的生日会，我没能分享你的蛋糕，我没能与你合影。 我没能储备与你一起的记忆，在将来，我定会后悔，你定会抱怨，定会！ 亲爱的宝宝，在我去上班的路上，我一直在挣扎，要不要踏上去机场的火车，不顾一切的追赶属于你的盛宴。 但是我始终没有那么做，我甚至不能为了那个念头挣扎太久，因为我不能迟到。 我风衣拉链上的扣坠和最上面的那颗金属纽扣互相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像是为我的悲伤伴奏，我走得越急，它便响得越厉声，我甚至不能流下眼泪，因为在人群中的我要维持体面。 大人的世界对现在的你来说定是残酷的，那里面的人不可以任性，不可以想睡就睡、想哭就哭、想走就走，而你，幸福多了！ 亲爱的宝宝，我给了你相连的血肉，却给不了你相通的思想，我知道你眼中色彩斑斓的世界，可以暂缺一个母亲，你已经很富有了，有那么多人爱你，所以我便是无关紧要的某一个人了，你大概从来没想念过我，更或者你对我并不存有任何的印象，亲爱的宝宝，你给出的惩罚，好重！ 亲爱的宝宝，昨天我见到一张你的笑脸，好喜欢！那朵笑里显出了你六颗洁白的牙齿，好难过！你四个月大时，还是个无齿之徒，我们便暂做分离，外婆说你出牙时总是哭，是因为疼吧，你至今已疼了六次，而我一次都未能安慰你。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可以咬我一口，狠狠地，把你曾经受过的疼一次过继给我，好吗？ 亲爱的宝宝，昨天的我喝醉了，至不省人事，我忘记了所有的事，爸爸今早对说我，我只是一直在叫着：我想宝宝！ 你得原谅我的失态，你得原谅我的荒诞。 你得原谅我所做过的一切残酷的决定，因为我已经无法原谅我自己。 亲爱的宝宝，请你相信，身为大人的我十分讨厌大人们定出的规则或给出了建议，它们是那么的完美方正，却要割开骨肉浓情，你未必明白，只是我得让你知道很多大人都是身不由己。 亲爱的宝宝，记得吗？一年前的我们，你的皮肤皱皱的，像个老头，躺在我的怀中，我那么虚弱，那么幸福。 一年后的我们，远隔重洋，你已经有了很多本事，你能拉着外婆的手迈开步子了，你可以记住很多人的名字了，你还会抢了别个小朋友的玩具了。 而我却只有一张失落惆怅、望眼欲穿、被模糊被遗忘的母亲的脸。 想你！想你！想你！
雅口吾言 男人之苦每人都有傾訴的欲望，
只是女人比男人更強烈些，寂寞的人比忙碌的人更迫切些。 這位寂寞的男人，他是父親，卻有苦難訴。他是丈夫，卻情到中年無覓處。 成伯，52歲，一個失去勞動力的中年男人，閑賦在家，正等待醫院排期的某項手術。 卡拉，23歲，出生于荷蘭，大學在讀，一個星期五天上課，兩天打工，有一個固定的男友。
成伯和卡拉是父女。
我認識成伯是因為認識卡拉，她是我的一位朋友，一個喜歡穿珠鏈的女孩，我們常常結伴去Utrecht火車站的一家精品店買珠子。
她愛打扮，但因節儉而有度。
她正勤工儉學，一切的費用都是自己負擔。
她說自己14歲就兼職打工賺自己的零花錢了。
她說和父親陌生得如同路人，云云。
她是典型的“香蕉人”：皮是黃的，芯是白的。
前段日子她來電話說父母終日吵架，最近她又告訴我她的父母已經協議離婚了，而她似乎覺得那樣的處理方式是對的，所以她沒有反對，更沒有難過。
“每個人都要為自己做出的決定負責。”這是她對我說的原話，很對，有好像顯得淡漠無情。
於是我找機會認識了她的父親—成伯，一個香港男人，頭髮不多，絲絲縷縷，很是飄零，他看起來很不好：眼袋、銀髮與蒼老。
成伯20歲來荷蘭，做了30年的廚房師傅，因為太過操勞，身體抱恙，他說自己現在像個廢人，若做了手術，便是真正的“廢人”。
他的負氣地言語像極了孩子，未來對他來說似乎是灰暗的，他抽著悶煙，那似乎是他唯一的消遣，因為他荷文不精，不愛看電視劇情，不懂上網，不愛打牌。
他的妻子現在仍然在一家中餐館上班，若碰上生意火爆的日子她就索性住在那裡。
他的大兒子很早就搬出去住了，小女兒卡拉平時住校，週末打工，只在家睡一晚，更多情況是她也常常不回來睡。
他說自己沒有朋友，只有工友，而工友是很少聯絡的，若工作換了，工友也散了。
他說自己沒有親戚，有的只是遠方的那些，在香港，但因為離得遠，所以處起來也不太像親戚了。
我用蹩腳的廣東話問他：“你感覺孤獨吧？”他用力地點點頭，然後掐滅了手里的煙蒂，也許他覺得我是懂的他，開始正視我的采訪。
卡拉告訴我，她不喜歡她爸爸，原因是他會在客廳裡抽煙，讓他們吸二手煙，又或者吃飯的時候要人叫，覺得自己高高在上，和她沒有親切感，追憶起來，她就更不喜歡她爸爸了，她說小時候都是媽媽在帶他們兄妹倆，他們上學的時候，爸爸還在睡覺，爸爸下班回來，他們已在睡覺，爸爸對她來說就是一月一次去酒樓“飲茶”時那個付錢的男人。
我把卡拉的話轉述給成伯，用很婉轉的子句，而他聞此，沉默了很久很久。
他又點了一隻煙，然後對我說：“你不知道，我的苦。”
接著他又頓了一頓，對於一個久居廚房的中年男人來說，表述能力常常會顯得遲緩，他後來解釋說。
成伯來荷蘭那年已經結婚了，為了把老婆接出來，他拼命的儲錢，兩年後終於安頓了下來，老婆也來了，第二年大兒子出生了，老婆自然呆在家中照顧寶寶，幾年後又生了小女兒卡拉，老婆在家照顧寶寶一晃就是十幾年。
這十幾年來他一人承擔一家四口的生活費，吃喝拉撒及一切。
工資有限，孩子的成長無限，於是老婆的抱怨也頗多，但是他為了家，從無怨言，實在煩了，就狠狠地抽幾隻煙。
“你不知道，那時候多難啊，我一個人做工，累到死，回到家，一疊帳單，房租、電費、水費、保險費，還有孩子的學費，我有時候真不想回家，覺得家裡就是帳房！”成伯語速很慢，大概是怕我不能完全聽懂他的粵語。
他又點了一根煙，“我累了，抽一個煙，然後我兒子就說，爸爸，你真沒禮貌，在家裡抽煙，讓我們吸二手煙。你出去抽！”
說完，他問我：“盧小姐，你介意我吸煙嗎？”
我搖搖頭，聽他繼續說：“我也知道我那麼不好，可是我那麼累，回到家，就想坐在沙發上吸口煙，難道我還要叫我大冷天跑外面抽煙？”
我即時回想卡拉的話，也很快推翻了自己之前對成伯樹立的常見，男人大概也需要透口氣，有時候那口氣未必高雅，但卻是必須。
成伯說他早年就身有暗疾，可是他若停了工，家人光靠那點救濟金是過不了日子的，作為家里唯一的勞動力，他一忍再忍，他說：“在荷蘭，真是有時間死，沒時間病。有一次我腰疼得似斷了，又趕上耶誕節，好忙，我還得去，老板娘那天給了50荷蘭盾的紅包，我把它分了兩個紅包給兒子和女兒，我回到家快凌晨一點了，他們都出去了。我就紅包放在他們枕頭底下，我在兒子的房間坐了一會兒，不知不覺就睡著了。”
說到此處，他突然停住了，默默地吸了幾口煙。
“然后呢？”我追問道。
“然后，我睡到早上，我兒子回來了，他沖我說的第一句話是，你下班没洗澡就睡我的床，都没问过我，请你出去！我，我那时候腰疼得厉害，根本起不来，也许那时候我心更疼吧。”
我凝视着成伯，他的手在微微地颤抖，烟灰撒落於地，他也浑然不觉。
他接著說道：“還有，你剛才說卡拉抱怨吃飯時要叫我，有時候我是太累了，在床上躺一躺，也起不來，有時候就是想他們叫叫我，讓覺得我是個一家之主，小時候在家鄉，我們家吃飯，我爸爸從來都是最後一個到的，我們都等，這叫家教，我認為。”
也許成伯的中國傳統思想和卡拉的西方自由主義思潮相互碰撞，而形成了難以逾越的鴻溝，這是成長背景的差異，也許他們自己是無法克服的，只能寬容與理解。
成伯越說越激動，我戰戰兢兢地問他：“卡拉說你常常把她鎖到門外，是真的嗎？”
他點點頭，說：“我跟她說十二點前一定要回家，如果過了時間，就鎖門了，這也是我們家的家教！我怕她被人騙，怕她吃虧，難道也錯了？”
“可是這好像管不住她？”
“是啊，荷蘭長大的小孩，父母管不了，他們覺得我們不配管，說我們就知道賺錢，不理他們，誰知道我們的苦啊！”成伯的的眼眶漸濕，我不忍看他的的雙眸，它們那么渾濁，那么悲傷。
男人之苦，常常是女人和小孩無法理解的，在我們的世界裡，男人永遠都該是強者、是超人，但是男人也會累，也會倦怠，也想要人安慰與關懷。
採訪的末了，成伯拿出他和妻子當年在香港結婚的照片，他掛著笑，煙也滅了，我似乎不能想像他是一個要離婚的男人，若沒有一切關於他的資訊，突然切換到這個畫面，我會覺得他深愛自己的妻子。
我判斷他是為了引起妻子和孩子們對自己的關注才吵鬧要離婚的，有時候怪異行為常常是求救信號。
但是他的劇本寫對了，卻沒有碰上能會意的觀眾，他的妻子子女忍受不了他的怪脾氣，並接受了他的離婚之意。
據說離婚手續正在進行中。
我勸成伯放下自尊好好地找家人談一談，他尷尬的笑了，沒有回答我。
也許在他的心中已經有所決定。
有時候捍衛一家就像固守一座城池，一個人力量是不夠的，遠不夠，我看著成伯起身把那本家庭相簿放入皮套，他步履蹣跚，背影佝僂，52歲的男人，本不該蒼老如斯。
我想對成太說：“你搬走了，家會變大，你回來了，家會變偉大！”
深深祝福成伯及其家人！
後記：
關於這此采訪，我全然亂了分寸，我得檢討我的私心，因為它是插播的，是不經安排的。 對於我的父親我充滿歉意與思念，他離世已經五年，每每聽到別人在談論自己的父親，我總是心羨與悲傷，所以卡拉口中：“無所謂的父親”，幾乎是我的幻想，我希望這此採訪能為成伯和他家人提供一點彼此檢討和思念的線索，讓他們終能完美的結局。
也許我的所為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仍要任性的一試。
我記得我曾經所寄住某處的那位鄰居一家三口，那個小女孩的父母是失業人士，他們可以終日陪伴那個小女孩，那也許是很多小孩子的夢想吧。
某一次，我在院子裡吃薯片，小女孩站在自家的院子裡觀望我，中途我起身回屋拿飲料，在我折返時，我看到小女孩已越過灌木矮牆而來，正在偷吃我的薯片，我沒有揭穿她，我知道那是她久違了的零食。
因為她的父母拿很少救濟金。 我常常在超市碰到他們一家三口，購物車裡有無數的麵包，卻沒有薯片之類。
所以，卡拉或者別個子女們，也包括我自己，得看到父母的不易，上天常常只能給你一樣東西，你選了這一樣，就註定失去了另一樣。
所以當我們吃著美味的食物，睡著柔軟的床鋪，我們得看到那裡面父母傾注的心血與付出。
我們的父母也許沒有文化，也許不太民主，也許有點迂腐，也許做了一些錯事，但是我們得看見他們對我們愛呀！ 我曾經因為誤解而疏離我的母親，我的父親告訴我：“你愛她就理解她，你理解不了她，就愛她！”
是啊，你愛他就理解他，你理解不了他，就愛他！
與卡拉，與所有的人子共勵！
（不小心把男人之苦的日志给删了，朋友的留言都不见了，抱歉之极。）
捕风
把字写在纸上，把字写在报纸上。
那是我的工作，我喜欢现在的自己，每一天都在用文字赖以度日。
秋，是我的最爱，我喜欢让身体带一点点的冷感，这样利于思考和幻想。
只是秋天我会感冒，而且缺失了喜感。
上班的路上，总会碰到一个穿蓝衣的男子，一个长发的越南女孩子，一个黑人老太太。
他们于我是陌生的固定伴侣，我阅读他们，然后供他们阅读，
我喜欢那样的交流方式，路人你我。
某一天，参加了一个很多高官的酒会，我延续虚伪的笑走到车站，
很晚了。
我看到地上躺着一张报纸，定是被人随手遗弃的。
夜风一页页的将它翻阅，似乎是对它最后的怜悯。
过期的新闻和过期的食物一样，等同垃圾。
而我只是一个捕风者。
但我真的喜欢，因为字，让微小的我，自做多情，自以为是。
爱过飘零 八夜，静谧安详，像一场葬礼。 阿红的哭泣声，从厕所传出来，那声音像是被什么压着，让人感到沉重。我想她在哀悼阿彤，她一直是个善良的女人。 “红姐。”我在门外轻轻地唤了一声。 许久，厕所的门开了，灯是灭的，她披头散发的坐在马桶上，像一个经历了搏斗的女鬼，一种破碎的感觉。 “你上厕所？”她的声音哽咽。 “不，你……你没事吧？”我说。 “没事。”她伸手抽了马桶上的卫生纸擦眼泪，然后缓缓站了起来。 房间里的酣睡中的玲玲正在床榻上磨牙，那是个可怕的习惯，惊吓度可比梦游，好在我们都习惯了她的习惯，我想她大概睡梦里享用什么美食，这个丽嘉口的孙悟空的二师弟。 我上了床，听到阿红仍然在哭泣，那些声音被包裹在棉被里，又轻易地穿透了那里，那是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无法收藏的疼痛。 我听说她和他老公已经储够了钱，并准备买一间薯条店来经营，她即将荣升为一位老板娘，这几乎是她的终极梦想。 但她的眼泪是乎佐证了一些事，一些情事，她那瘦小的身子、干瘪的胸脯，黑黄的发肤，都隐隐被她的丈夫丢弃在一旁了。 “红姐，没事吧。”丽嘉似乎也听到了她的哭声，又唤了一声，“红姐，你怎么了？” “我老公有……女人了，要和我离婚，呜……” 阿红说前几天回家休息时发现了女人的衣物，就和她老公闹了起来，她老公已然预谋了很久，两手一摊，说离婚吧。 阿红不知道那个“小三”是何许人，她哀求自己的老公，却换来一记闷拳，她被打倒在地。 “红姐，再找你老公谈谈吧，你们还有两个孩子不是吗？”我劝道。 “怎么谈，他现在不回家，手机也不开了。” “给他留言，他总会听到的。”丽嘉说。 阿红大概采纳了这个建议，停止了抽泣，大家都安静了下来，房间里只有玲玲的磨牙声在回荡。 夜吞噬了女人的睡眠，女人或者烦恼着自己的烦恼，或者烦恼着别人的烦恼，皆是善意的，或者皆是多余的。 我突然佩服起玲玲，她总是有优质的睡眠。 “老公，你想想我们以前出国时候吃的苦，想想我们的孩子吧，那时候我们不舍得坐车，走了两个小时的路去电话亭打电话，你还记得吗？我们去意大利办居留，被人骗了钱，两个人火车站坐了一天一夜，你还记得吗？我们去市场摆地摊，下雪的时候没遮没盖的……” 或者她的老公什么都不记得了，所以他一直没有回她电话，他的消息像是一块被抛入汪洋的石子。 我想起阿红曾经给我们讲的一个故事： 有一个女人和她的丈夫从中国偷渡来荷兰，那一路上吃了很多苦。在经过某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们断了粮，饿了几日，丈夫受不了，求蛇头给他一点食物，蛇头说给吃的可以，叫你老婆来陪我睡一觉。 那丈夫回来对那个女人说：蛇头那里有去吃的，你去要点，他会给你的。 那女人不知道原委，去了，蛇头提出了那交易，女人为了丈夫，应了他，换回了一包方便面。 她以为丈夫并不知道她和蛇头做的那事，她带着惶恐和委屈回到丈夫身边，为了他煮了一碗面。 第二天，丈夫又饿了，仍旧叫那女人去要吃的，女人实在不愿再去，便拒绝了，饿昏了的丈夫就刮了她巴掌，说：不就陪人睡觉嘛！ 那女人终于知道自己只是丈夫的一碗方便面，但她仍然去了。 阿红在讲那个故事的时候，声泪俱下，我知道她口中的那个女人就是她自己，我见过她年轻的时候照片，她是个美人。 再后来她说了好些丈夫对她的疼爱，但却无法粉饰这不义的婚姻，我替她觉得委屈。 在我快开学的时候，杨天恩终于来了，他理了一个小平头，看起来很精神。 他带着胜利者的微笑穿那个阴郁的大餐楼，那个阿彤曾经在那里洗洗擦擦的地方，那个阿红经常在那里发呆淌眼泪的地方。 “南希，今天你一定会说喜欢我的。”他凑到我面前说。 “滚开啦。”我的心情很糟，此刻经不起任何喜悦的轻率的玩笑的话语。 他收起笑容，闷闷地走开了。 但是那一天他一个杯子都没打破，他能单手托着载满盘碟的托盘优雅地转身，那简直是个奇迹，不再是经理口里的灾难王子了。 我想这几个星期他大概跑到哪里集训当个合格的侍应生了，而显然他成功了。 我回到宿舍，发现阿红正在楼下的客厅里站着，一地的碎片，那是她的黑白屏手机的零件残骸。 我隐约看到了她弱小的身体里爆出了愤怒，碎在地上便是证据。 “红……” “你们这些死妖精，死留学生！”未等我开口，她已经向我扑来，她揪着我的头发，发狠地拉扯，像仇人一样的撕打我。 “救命啊……救命啊……”我害怕且疼痛，不断地叫唤，但无人来救。 “你等着，你等着……”她突然松了手，把我推倒在地，转身向厨房冲去。 我还未起身，还未缓过神智，就见到一把发着寒光的水果刀向我劈来，滚烫地液体从我的股间涌出，我充满了无力感，此刻我是一个失禁的小孩儿。 但一刀并没有落在我身体地任何一处，因为杨天恩出现了，他奋力地分开了我们。 但是那把紧紧拽在阿红手里的刀子划破了他的手臂，血水濡红了他的白衬衣，那颜色让我感到晕厥。 接着一堆人涌了进来，厨房的大师傅，玲玲，跑堂阿圣等。 “你们这些死妖精，死留学生！……”阿红跌坐在地上，惯性地骂着。 “我要叫警察抓你！”杨天恩恶狠狠地对他说，他拿出了手机，准备拨号。 阿红一脸地木然，似乎并不惧怕警察的到来，她只是嘴里在叨念那些让我觉得不堪的字句。 我终于确定了一些事，她的丈夫被一个留学生夺了去。 “别报警。她是受了刺激。”我劝杨天恩，他应允了我。 后来几日我终于明白了整件事，原来阿红的丈夫和我们的姐妹娜娜搞在了一起，那一日娜娜来餐馆找丽嘉拿东西，恰逢阿红的丈夫也在此处，他们因为同时离开，丽嘉便托他送娜娜去火车站。 仅是那么不经意的相遇就拆开了一个家庭，拆开了阿红的人生。 娜娜一脸的甜美与青春，而阿红只有一脸的雀斑和忠贞。 而那男人的脸，我不想再忆起，那三个人排列出的悲剧让我开始讨厌阿姆斯特丹这座城市。 我没有和娜娜道别，她把阿红栽培了十几年的男人掠夺走了，当玲玲骂她贱人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恰如其分的。她并不是为了爱情，那是显而易见的。 只是杨天恩一直提醒我欠他一句：我喜欢你！ 那是一个玩笑？还是一个爱情？或者仅是一个像玩笑的爱情，或者仅是一个像爱情的玩笑。 在我替他包扎伤口的时候，我兑现了对他的诺言。 他却说：“别在这时候说你喜欢我，听了那话，我的血液会从伤口里喷出来的！” 听着这个男人说的如此动人煽情，我仍不能忘却那个男人的冷酷无情。 时间若磨去了我们的美貌和平滑，男人啊男人，是多么不可思议的爱憎分明。 我们对爱情和男人都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在我听到有人说爱我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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