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再见的时候正大雨滂沱。那么灵巧的上天，知道那些暗涌，它为我们做了表达。那些刚要成型的记忆，都顺着雨水流淌入了沟壑。
那原为的丰盛只不过是再一次的擦身而过。
十八岁想爱的人，留在心里没说再见的人。
我们不再操持往日调皮的腔调，双双把精力都用于应付周边的环境之上。我定然是被回忆蛊惑了，我以为那样的同行可以挽救友情的低迷，我的心一如既往的敏感多事。
那场戏，只是没有预谋的刚好路过，那处空空的大房子，却住满了我的往日，往日，我们错过的那场戏，我想带你去看。
我们安静地坐着，安静地倾听，安于此生。你终于给了我这一幕。旁白煽情温热，直指我心。
十年前我们容易认真，容易落泪，十年后的我们容易看开，容易沉默。
我只是想借借你的步伐来匹配我成长的内心，相信我们还是同行的人，哪怕只能走短短的一段路。
双臂无需交叠缠绕，你回头淡淡一笑，就已经装满了我的行囊。
青春像一场隆重的睡眠，所有做过的梦都很盛大、美好、温暖、庄严。
只是我不知道那样的曾经是该拿来珍藏还是用来遗忘。
这座城市就是这样，走着走着，就发现已经荒芜人烟了。
我们相继转身，都没有记下彼此的背影。

 

 

阿梅是我这次《回乡记》第一位受访者，早在8月她就已经和我定下了这次的约会。
阿梅同我一样是温州人。
我回国的第二天不幸扭伤了右脚，所以我的见面改在我家的客厅。她给我来了一些药品，这次采访更像是一次姐妹间的聚会。她看起来很有亲切感，因为她嘴角一直挂着一丝浅笑。
阿梅在荷兰已经12年，却总共才回来过3次，第一次回来把家里的债务都还清了，第二次回来给哥哥买了房子，第三次送儿子来哥哥家寄住。
在荷兰的时候她对我说，她很自豪，她很荣耀，让娘家人过上好日子。9月她第4次回乡，现在她对我说，她很心寒，她很绝望。
阿梅18岁偷渡来荷兰，家境贫寒的她那时是举债而来的，最初的几年她还债是她生活的主轴，等债务还清了，快奔30的哥哥又要盖房子结婚了，父母又给她下达了指标：筹十几万给哥哥娶亲。
“我父母借钱让我出国，我出国还钱给他们，这是很合理的交换，可是后来我觉得我出国就像签了卖身契，刚开始谈过一个男朋友，我很坦白和他说，我家条件不好，我哥哥弟弟娶老婆生孩子都是我的事，起先他还说我挺孝顺，后来我们同居了几个月他就跑了。”阿梅坐在我的对面，喝着温州凉茶，幽幽地说着往事。
“你哥哥弟弟没有工作吗？”我不禁问道。
“有是有，不过你是知道的，他们没读过什么书，在中国找不到好的工作。一个给人家开车送货，一个天天说忙，我具体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妈说欧元值钱，我省一口，就够全家吃一顿了。唉。”阿梅说。
在过去的12年里阿梅过得就是省一口，再省一口的日子，她说自己的内衣穿了3年都没扔，平时不买化妆品，不买保养品。她98年拿到居留卡，算是幸运的。可是她28岁才结婚，对方是个黑户。
“我老公人去荷兰6年了，没居留，我家人还嫌他，我一个女人，到了28岁了，人又不好看，条件好的看不上我，条件不好的我也觉得委屈。碰到他，觉得不错就将就了。”阿梅说。
现在阿梅的儿子已经2岁了，老公没有居留工作难找，阿梅就说要不他在家带孩子，她出去工作，她丈夫是个好强的人，本来就觉得自己没居留矮她半截，听她这么一说，自尊心就受创了，对她就更冷淡了，后来去了一家离家很远的餐馆做工，偶尔回来看看孩子，阿梅要交房租，要给孩子买奶粉尿布，在家呆了4个月，她就觉得这日子不能这么过下去，于是心一横就把孩子送回了温州娘家。
去年2月老公办了回乡证回国了，阿梅也带着儿子回到了温州，阿梅准备帮老公申请结婚签证，也决定把孩子留在温州寄养。
阿梅的儿子强强住进了阿梅的哥哥家，哥哥有个7岁的女儿，嫂子没有工作闲赋在家，阿梅考虑的父母的年事已高，就决定让嫂子照顾强强。
走的时候，阿梅留了一笔钱给嫂子，算作强强的生活费。
阿梅一个人回到了荷兰，一边等老公的签证，一边四下筹钱想开一家中餐打包店，几个月后一个朋友给她介绍了一家店铺，阿梅本想等老公回荷兰再接手，可是卖家非常的着急，并说有好几个人都看上了，阿梅也真觉得那店不错，一急买了下来。
“我都30多了，没有一点事业，那么辛苦也赚不到几个钱，我是要个要强的人，我真是急疯了。所以碰上一家好的店，我就想都不想就买了下来。”阿梅坦白当时自己是开店心切。
可是她手头还缺钱，在荷兰能借的朋友不能借的朋友她都问了一遍，实在没办法她就打电话给哥哥，管他借了10万人民币。对此她也十分感激。
打包店接手之后，老公又不在身边，一个弱质纤纤的女人一肩扛着一家店，着实辛苦。
“没人洗碗，我得洗，没人洗厕所我得洗，现在工人难请，人工又高，而生意又很不好，我有时候夜里醒来，一个人，想着明天还要付房租，可是钱还不够，我就捂着被子哭。”阿梅说。
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阿梅实在没有钱给强强付生活费，嫂子便多次打来电话，起先说得很婉转，说孩子最近饭量大了，吃得多。又说现在长得快了，刚买的衣服下个月就不能穿了。
阿梅知道嫂子是要钱，可是她实在没办法，就装不明白，随便应付了几句，也就过去了。过了几个星期嫂子又来电话说自己自己身体有点差，去看了医生，照顾强强很吃力，问阿梅要不要请个保姆什么的。阿梅终于得正视这个生活费的问题了。于是挪出2千块寄了过去，嫂子算是消停了一阵，也不再叨叨什么了。
过了几个月嫂子发现阿梅又断粮了，终于火了，就打电话来说了一通叫阿梅难过的话。
“我嫂子说她也有家庭，我哥哥借了高利贷给我开餐馆，现在她一家还要养我儿子，我一个华侨佬还占他们家便宜，她说自己不干了，叫我马上回去接孩子。”阿梅说，她说完顿了一顿，愣愣地看着茶几上的纸巾，沉默着像种哀悼。
“她也不想想，不想想，我哥哥结婚买房子，就连给我嫂子家的礼金都是我出的，我有管他们要回来吗？我现在有困难，管他们借一点，她就不乐意，我知道是人都不乐意，可是她但是说的那么难听，简直就是破口大骂，我心里特别难受。”阿梅继续说，声音有点哽咽。
“再说我弟弟吧，结婚的时候向我借了十几万，去年我也就随便问问，问他能不能还钱给我开店，他居然恶狠狠地说，哥哥结婚房子你给买，我结婚你给我的钱就是借？你算是人吗？搞得我欠他的一样。”阿梅说起来弟弟给她按的罪名：厚此薄彼。
“我给我哥哥买房子的时候我们家还没分家，那钱是我给我爸爸的，可是我弟弟结婚的时候，他已经自己搬出来住了，我也要成家过日子，我总不能一辈子为娘家人活着吧！你说对不对？”阿梅越说越激动。
可是阿梅的娘家人却不这么看，弟弟怪她厚待哥哥家，哥哥还觉得她暗地给了弟弟多少多少钱，哥哥和弟弟的老婆人前人后总是有些怪罪阿梅的恶毒话语，那些话在阿梅回国之后被好事的亲戚所告知。
“国内的人觉得华侨都是镀金的，随便跺跺脚就能掉下金粉来，我在荷兰十几年，我以前没住家，拎一个大箱子住餐馆的宿舍，受气受累，他们不知道，我省吃俭用，衣服鞋子都是破了才扔，绝对不是嫌旧嫌过时了，而且没谈恋爱，我一个人20几岁的姑娘过的是老太太的日子，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就知道买房子了，打个电话出来要多少多少钱，要买什么了要多少多少钱！”阿梅说。
阿梅的老公一直没出来，阿梅一个人终于撑不住了，把店贱卖了，换回一点钱回国来了。
“现在你也知道中餐馆很难做，更难卖，我就像卖烂柿子一样把店给买了，赔了不少钱。”阿梅沮丧地说。
阿梅回到了中国，却发现老公已经在外面找了个女人，他去荷兰的决心已经动摇了，被情欲和女人所捆绑，他向阿梅坦白了一切，阿梅身心疲惫地回到了娘家，希望得到一点慰籍。
“我早就想明白了，结婚对我来说就是找人搭伙过日子，我们两个感情本来就没基础，我在荷兰，他一年没2个电话，我就明白到那些事了。”阿梅说的很轻松，可是我知道她会难过，因为她是女人。
阿梅回到娘家，父亲和哥哥住在连建的两栋楼里，自然她得和嫂子日日照面，阿梅带了一笔为数不多的款子，她准备在娘家陪儿子住上几个月，再回荷兰找工作。阿梅向来是个节俭的人，而这却成了嫂子攻击的痛点。
“我嫂子就时不时说哪个哪个亲戚回来带了多少名牌包，时不时说哪个朋友在国内买了一栋房子，装修好得不得了。当着我的面说了一回又一回。”阿梅说起嫂子和亲友的对华侨的议论，“好像在笑我没本事，在国外12年了连处房子，连个Lv的包也没有。我不知道是我在荷兰呆久了，还是这里的变化太大，对我妈妈说，我真没什么钱，她却说这怎么可能，国外不是福利好得不得了，生病不用给钱，还说我在荷兰十几年，是老华侨了，钱一定不少。她哪知道我这12年是怎么过来的。”
阿梅每次回去都需给各家的亲戚派钱，阿梅妈妈的说这是乡里的规矩，“华侨佬”回乡是荣归，派点小钱是争面子凑名声。
“国内生活水平高了，我回来觉得处处嫌钱少，亲戚和朋友都是一副看你落魄笑话的嘴脸，华侨在他们心里已经贬值了。”阿梅说，她想起过去12年的辛劳和隐忍换来的却只是这个曾经靠她资助以维生的娘家人的嘲讽声。她觉得很悲伤。
每个人都有一张假面，有时候是自己戴上去的，因为怕被嘲笑，因为虚荣心在作怪。而有时候这面具是别人强行给予的，他们楞是觉得你是坚强的、全能的、优秀的、富贵的。
阿梅只是一个女人，只因为她背负了一个“华侨”的名声，就要被寄望强制地拥有一个华侨所谓的富贵和强势，若那样的属性没有出现，那些围在她周围的人就会与她做某种程度的疏离，觉得她是有罪的。
这个生她养她的地方，让她觉得疲累。也许她以后的12年还要背负家人的期望，回到荷兰，继续他们为自己编织的“华侨梦”，给他们带钱带名牌的包，以维持一个“华侨佬”的体面。
活着，只是为了活一份体面。
那天阿梅来见我的时候，穿了一件从百货公司买了的高档连衣裙，我知道那是她的半面妆，我听到了她情无所依的凄苦，我见到她背负债务的艰苦，我想她内心渴望着被家人收容，被安慰被温暖，可是这些人固守着他们的浅薄的价值观，站在她的对面，用俗庸的眼鉴定了她的得失与成败。
没有理解的对望是一种磨灭情谊的耗损，听说阿梅曾经试图去纠正他们的认知，可是她有自己的骄傲和自尊，最后她选择画上那款家人喜好的妆，收起愁思和怨怼，展开笑容。
“你知道被最亲的人瞧不起是什么感觉吗？”阿梅问我，这也许就是她无法穿越自己的盲点。
阿梅站在阳台上，放眼望去，得见的也许只是一座空城。
回乡，是阿梅的一种失落，在异国谋生之苦谁又敢直言？

 

最近的每一日我都有疾步行走的时刻，我隐隐作痛的右脚会艰难地配合那些时刻。

活着，隐隐作痛，艰难地配合。

太婆卷缩着躺在木质的床上，她的脸从干瘪到浮肿再到干瘪，暮年，落日，只有凄，没有美。

我在她的眼里只是一段浅浅的影，她把任何时刻都当成了清晨。

终于她辨出了我声音，她笑了，不对称的脸，没有一颗牙齿，笑得起来的样子好有喜感，可我却哭得厉害。

我握着她的手，她却说：要多看圣经，我会为你祈祷。

看望她的人有许多许多，照顾的她的人只有一个，我的奶奶。我年迈的奶奶。

奶奶越发瘦弱了，她艰难地扶起太婆的身子，单手给她喂饭。太婆艰难地配合。

而我们各自忙碌，把探望看做一种高洁的仪式。

该走的始终不会留下。

我看见她稀疏的发线，那一根一根掉落的青春都掷地有声。

她也曾有一段她的如花年少。

她也爱过一个男子，她的丈夫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生死不明。她却一直没改嫁。

她是后妈，带大了别个女子的孩子。

她是信徒，她没上过学，却能读懂一本圣经。

她是太婆，我的太婆。

我的太婆，我的太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