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划地自限，24岁的女人，已经从人肉市场的生鲜区掉到了冷冻区。早上去上学，碰到一年级的Bruce。

“玛丽姐，早。”他抱着一叠画册从我身边经过。

“姐”，亲切！但足以与他划清界限，他今年21岁，在他眼里我该是老女人了。我推推了鼻梁上的黑框眼睛，故做智者，心想：“根据经济学原理，打折应该还有市场。”

我在荷兰四年了，我知道这个月哪家超市或卖场在打折。只是爱情能打折吗？

我宁可一直藏在那只冷冻柜里，等待某人的归来，就算这种等待是绝望的，我也要坚持，因为爱上他是我的劫数。

我的同学小P不久前与女友分手了，今天他来找我。

“小P，胡须该理理了，你要须度岁月啊！”他属于毛发旺盛型，所以看起来异常邋遢，且不能用“颓废”二字形容，因为他身上还有一股体味，他那件白色阿迪外套的袖子口已经灰了。对一个单身男人来说，衣服分两种，一种是颇脏仍可以穿，另一种是极脏且已经不能再穿了。

我又忍不住说：“你应该洗洗了，里里外外都要！”

他接过我给他倒的水，沉默着。

“哎，这男人还真需要一个女人管着。”我冒出一句感慨，显然这是句傻话。

“在我这吃饭吧，我做点意大利面。”我马上换个话题。

“那应该是吃面！不是吃饭。”他说。

“你怎么这么矫情？不都是吃嘛！”

“我说你们女人才矫情！”他斩钉截铁地说，像是有了某种觉悟。

“何解？”

“非要戴套！”

“这哪是矫情，安全第一，不小心可是会弄出人命的。”

“可这里不比国内，一盒套要十几欧，可不便宜。”出国的日子久了，他在金钱上也长心眼了。

“这……”我一时不知怎么接话。

“我说戴套也行。钱两个人出。可是她死活不肯，这不就分了。”他闷闷地说。

“原来你们是因为这事分手的。”

“你爱她吗？”我一边下面一边和他聊着。

“没想过，也许爱，也许不爱。”

留学在外是山高皇帝远的事，家长管不着了，自由恋爱便更自由了。我身边好些朋友也是如此，碰到一个人，有些好感，还在思考也许是爱也许不是爱就已经上床了。关系有了，爱情便有了，接着同居了，再后来分手了，就这么迷迷糊糊的爱了一场。

“酱油肉，多放点番茄酱，我爱吃！”他嘱咐我。

“酱油肉”是我的外号，是一个叫吴慰的男人给我取的。四年前，我、小P、王静、Jennifer还有他都住在B街的CRB里。

CRB是Chinese Red Building简称，那栋大楼居住的大部分是中国学生，另有一些越南人和荷兰人点缀其中。（中国红楼）

四年来CRB里疯了一个、死了一个、还有一个算是半死不活：被人用刀割去了命根。

这年头，死一个人是一个悲剧，死一个人是一个数字，没有愿意记得那些人的名字，生于八十年代的我们似乎把别人的生命看得很轻，有时候甚至是自己的生命。

那时候吴慰住在我们楼下，而小P等人和我住在一套房子里。留学生的住房的分配是学校安排的，没什么章法，有时候是按学生的来源地分，有时候是按留学中介的要求分，有时候就是乱分。

吴慰首次来敲我们家的门是在十月的一个傍晚。

Jennifer和我正在厨房做饭，看到他进来了，便凑到我耳边说：“那个天杀的大帅哥来了。”

“就是那个三更半夜弹吉他的疯子？竟然送上门来了。”此时的我正手握一柄菜刀，虽在切菜，但配合这样的对白，颇似悍妇。

吴慰正欲穿过厨房去阳台，我一把拉住了他的袖子。

“What are you doing？”他把我的手甩开。（你干什么？）

“这是私人地方，不得乱闯！”我师出有名，大声地说。

“我找东西。”他扬言。

“找东西？难不成你楼下的东西会掉到我们楼上来？真是荒天下之大谬！”我佯装发笑。

“你来！”我拉不住他，反倒给他拉走了。

“就是这个！”他指着挂在阳台吊绳上的腊肉。这腊肉是我按照家乡温州的习俗腌制的，俗称“酱油肉”，挂在阳台上以求风干，“这些酱油汁把我的衣服都弄脏了。”

“脏了？”我自知理亏，声调降半分，“那我帮你洗干净，你拿来便是。”

“这不是重点，我觉得你应该在下面放个器皿，接着，这样才不会污染别人。下一次要注意。”他一副说教的口吻，“况且晒什么酱油肉，农民作风！”

听到此处，我有些来气，说：“什么叫污染别人？什么叫农民作风？注意你的用词！”

“我没觉得我用词不当。”

“说到污染，我觉得你的嫌疑更大，三更半夜，半夜三更，多少回了？你在那里乱弹琴，污染了我们的耳朵，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睡眠质量。”

“这……”

“这什么这！理亏了就要道歉，道歉还要诚恳，诚恳才能使人原谅。”我说得十分顺溜。

“说对不起？没门！”他瞪着我，狠狠地说。

厨房里看戏的Jennifer和小P正在嘀咕：“这女人是不是疯了，竟然与我们的中国之星吵架。”

吴慰再也没有接话，走了。

我心情大好，转身教育Jennifer二人：“理直更要气壮。这种小男人就要好好教训一下。”

Jennifer说：“你可把我们的大帅哥得罪了，何苦来哉。”

“大姐！请您有点鉴赏力行不！他哪能叫帅？自私、狭隘、嚣张、霸道。”我说。

“你对他认识还挺深刻的。”小P说。

“能不深刻吗？我的房间就在他房间上面，他半夜把音响开那么大声，还弹琴！扰人清梦，太混了。”

Jennifer之所以叫他做“中国之星”，是因为本校有个中国学生建的BBS，名曰荷兰豆。里面常有选校花、校草的闲事。

吴慰的长相在中国留学男生中算是比较出众的，Jennifer说他是中国版的竹野内丰，但我觉得他长得清淡了些，皮肤太白，没有男人味，Jennifer说他长得秀气，但男人用“秀气”形容，就同女人用“威猛”形容一样，已然废了。

我觉得同屋的小P长的比他好看：小麦色皮肤加一口白牙。但他放荡了些，据说他小学两年级就会写“停车做爱枫林晚”的句子，到了18岁就已经练就了听女人撇尿的声音而判断出她的年龄的能力，而他却辩解自己对女性，情虽不专，却也不伪，属于唐璜式人物。

这一年我20岁，荷尔蒙分泌正常，所以对男人有了一些想法。

这一年我在荷兰一所大学读预科。

这一年我高考落榜，被我爸送到了荷兰，荷兰是围海成国，有水没山，到处都是树木和狗屎，好比乡下大自然，但这里毕竟是国外，我爸还是无比自豪地向他的朋友说我女儿在外国留学呢！

但对我来说留学其实是流学、流放，在这方圆几百里我就小P等三个朋友，我的信条是“自求多福。”其实小P他们也是。

出国那阵我还闹过情绪，当时就想马上找份工作，每天穿得美美的，然后在上班的公车上遇到一个什么人，接着谈恋爱、结婚、生孩子。

我把我的想法和我爸说了，当然只说了上班的那部分，后部分遐想未提及。

他先批评了我，说我怎么就这么点志气。后又说一个小高中生有什么能耐，现在的社会竞争大，弱肉强食！且要求我珍惜眼下良好的学习环境，云云。

他最后给我指了两头路：一，读高复班，准备来年再战考场。二，出国留学。

我哥知道我的性情，向我爸进言，说高复压力太大，我一旦去读准疯了不可。

而我找不到任何可以站得住脚的理由，就范了，出国了。

那一年出国留学已然成疯了，和我一个中介公司办出来一共有20人，最小16岁，最大32岁。小P就是我那一期的。

我哥说有些嫉妒我，他想出国，不过他以前成绩太好，考上了北大。

而我说出国留学生里大部分都是本国大学计划流产者，以此来反衬了他的光辉形象。

其实留学真不是他们想得那回事。

我们预科有10个班，大部分都是中国学生，越南学生为次。

班级实现等级制，按照入学成绩分A班到J班。我和小P在E班，Jennifer在B班，王静在F班。

据说J班有个中国男生的在课堂上把“toilet soap”（香皂）看成了“toilet soup”，进而翻译成“厕所里的汤”，后被传开，并被引为经典，结果我们这一帮中国学生的名声都臭了。

吴慰比我们早来一年，现在读二年级的IBMS（国际公商管理）。不久前还买了一辆二手轿车。Jennifer说他的人有派，车子更有派。

而我对车的看法是：车子没屁股，不性感，像块黑面包。

早上我和小P等人骑车上学去，在拐弯处，那辆不性感的“黑面包”驶了过来，以惊人的速度。

我正单手扶车把，另一手正托一块面包，啃着。

“黑面包”和我擦身而过，我被吓了一跳，随即车子失去了重心，我连人带车栽在了地上。

面包脏了，手也破了，我和这个吴慰的新仇旧恨又添了一笔。

“你和他真是天敌。要不他一来，你怎么就倒了呢，我们都没事。”Jennifer来扶我起身。

“冤家路窄，冤家来了路会，变窄。”小P把成语新解。

当天下午我便上吴慰家去了，并非寻仇，而是寻我的内衣。一阵狂风把它吹到他家的阳台上了。

我敲门，来开门的恰是吴慰。

“咦。是你啊？”他有点惊讶。

“就是我！你上面的人。”我目光向上，故做高傲。

“摆这么高的姿态？小心摔死你。”敢情他也听说了我摔车的事了，这男人不仅长得像女人，行为更像女人，因为传播和繁殖是女人的天职。

“哼！”我气结，进屋去阳台。

“这是私人地方，不得乱闯！”这话我本该申请专利，现在竟被他学了去。

“我找东西。”

“真是风水轮流转啊！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他干笑了一声，以示对我的奚落。

这栋大楼的房间布局都是一样的，我右转进厨房，再去阳台，他未于阻拦，只是跟在我后面。

我看到我的那件粉红色的内衣正躺在地上。

他依在门口看着我，说：“喂！你中文叫什么名字啊？只知道你叫Mary。”

“凭什么告诉你？想追我啊？”我蹲下身子上前捡起内衣，用手拍了拍。

“这个建议值得考虑。不过请先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戴安芬。”

“戴安芬。”他默念，似乎觉得是个好名字，但一看我的手里的内衣便明白了。

“哈，当我是傻子呢？戴安芬分明是内衣的牌子。”

“看来男人了解女人的内衣比女人的内心多，这是男儿本色吧？”我把手里的内衣往身后藏，感觉这是惹人遐想的物件。

他未觉失态，又反驳道：“因为女人的内心比内衣隐蔽些！你不是叫酱油肉吗？怎么改叫戴安芬。女人真是善变。”

“你！”我穿过他想走，“话不投机半句多。”

“慢！先说你的名字才能走。” 我像小鸡似的给他抓着。

“你无耻。”我大叫。

“求你还不行吗？”他无比诚恳地说。

“我真叫玛丽，高玛丽。”我不想再与他纠缠下去，但求他让我离开。

“不相信！准是打发我的吧。”他仍然不依不饶。

“信者得救。”我挣脱开，离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说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这和人物、场地、对白都无关联，但我还是说了，大概潜意识里我是希望他相信我的。

只是世间的男男女女都太多疑了，爱情是如此，婚姻是如此，我们缺少的不是爱，而是信心。这是一种不幸。

而我和吴慰的不幸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是2001年深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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